从考研究生落榜到招收研究生，贾平凹有着富有戏剧性的转折过程。 如果有大学要收王安忆当研究生，她会不会去呢？王安忆笑道：“那要看谁的研究生了，如果是鲁迅的研究生我就去。”
贾平凹“藏”起来了。无论怎么打电话或传呼，都没有任何回应。记者费尽周折找到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冯有源，他与贾平凹既是西北大学的同学、同事，又是朋友。他说，贾平凹是西大的毕业生，又有很多优秀的作品。这对中文系的学生本身就是鼓舞，很多人都以他为榜样，学校的专职教授是从理论上讲课，贾平凹则是从实践上，讲作家怎样从生活中寻找素材，把它变成艺术，这正是学生需要的。从他那里可以学到对艺术的领悟和审美。艺术和创作经验的结合，弥补了老师讲课的不足，同学们都很满意。当然也不排除名人热，大家都来听，听完了就签字。
冯有源说，贾平凹的讲座，从来不提及报酬。有一次他以朋友的私交请贾平凹来学校讲课，也没什么报酬，冯有源觉得过意不去，就请他上街吃了碗羊肉泡馍。
在记者的印象中，贾平凹是不善言谈的。不知他到了讲台上会是怎样的表现。冯有源说，那是因为在生人面前。其实平凹是很幽默的，他写了那么多有思想、有底蕴、有特点的作品，随便打个借条都是文学作品。他不像专业教授那样讲得很系统、表达直接明了，但是很透彻，有自己独到的领悟，并且是从艺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，书本上找不出来。他说话有时很抽象，讲课时常用比喻、象征的方式，这样讲，相比之下要从艺术角度去领悟。冯有源说：“听他讲课不能用逻辑思维，而像欣赏一首诗，或者带着意境的散文，领会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直觉的还原过程。”
自1995年起，西北大学文学院聘贾平凹为兼职教授。开始时贾平凹并不十分愿意，觉得有些麻烦，他更喜欢清静，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写作。朋友劝他说，去当教授既可以写作，又培养了学生，不但把自己重要的东西传授给学生，学生同时可以帮你总结。冯有源说，贾平凹最大的好处是随和，不固执己见，后来他说“也可以吧！”贾平凹的讲座是不定期的。学校考虑到他不可能像其他导师那样天天坐班，便配了一名副教授具体带研究生，贾平凹定期回来开讲座。
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志慧说，20年前，西北大学就断断续续地请过贾平凹。他实际上长期担任西北大学兼职教授，在给学生开设写作课专题讲座，同学校只教写作理论的教授相比，贾平凹讲课的内容要鲜活得多，气氛很热烈。
贾平凹是西北大学的骄傲，中文系也因而成为作家的摇篮，很多应届的高中毕业生考大学是奔着他来的。贾平凹即将招收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的消息公布后，今年报考该专业的达69人，是文学院专业中报考人数最多的，而往年最热门的是外国文学、中国古代文学。李志慧告诉记者，关于贾平凹招收研究生一事，本报是第14家采访他的媒体。“西北大学如此受到关注，和贾平凹有着直接关系。”
从考研究生落榜到招收研究生，贾平凹有着富有戏剧性的转折过程。1978年，研究生招生制度刚刚恢复，路遥、贾平凹等人同时报考西北大学的研究生，他们的专业课成绩很好，但外语不合格，按当时的录取条件不能录取。院方为此特意向教育部打报告，申请特殊招生，没被批准。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，但也让人感到安慰。当时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建军说，贾平凹虽然没考上研究生，将来西北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可能要研究他的作品。现在看来，研究生不但要研究贾平凹的作品，还要受他的指导。历史的发展是很奇妙的，如果当时他考上研究生，可能多了一个大学教授，多了一个研究人才，却少了一个作家，也就没有《废都》、《高老庄》和今天的《怀念狼》。
金庸在年轻时就想进入浙江大学，现在终于了却了心愿。浙江大学请他担任人文学院院长，但是由于时间紧张，不能一门课上到底，只能给学校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。金庸说，他之所以去浙江大学，是想去提倡中国人的人文精神。浙江大学向来以工程、自然科学著名，他希望中国所有学理工的人，身上也都带有浓烈的传统人文精神。
据浙江大学的有关负责人介绍，金庸在浙江大学除了在大讲堂讲课外，还跟学生们作小型座谈。金庸受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一年多来，作了多场讲座，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。今年，他又正式得到了浙江大学的导师资格认证，成为新一届博士生导师，秋季招收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博士生。不可思议的是，这一次居然无一人报考。
浙大称原因是博士生报考者知难而退，因为金庸开设的专业对学生专业素质要求十分严格，原先想报考的人大多只对他的武侠小说比较感兴趣或者有研究，专业素养却不够。学古代史专业的则对于金庸担任导师稍有质疑。
继金庸之后，近日在杭州参加夏衍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王蒙，也接到浙江大学兼职教授的聘书。浙江大学有关人士说，学校的党委书记张浚生是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副社长，和金庸交往很深。提出请金庸来当院长的主要原因是，第一，他是文学家，文学成就高，知识面广，对历史、宗教、哲学等有相当的研究，还学过国际法，香港回归时参与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，并发挥了重要作用；人文学院中文学科有新闻系，金庸在新闻领域很有建树，成就也是公认的。第二，浙大侧重培养学生的研究方面，现在有意创造和研究并重。第三，金庸是知名人物，有广泛的社会活动和联系，可以推进学科、学院的改革，扩大在外界的影响与联系。他们聘请教授，一般选择有成就、有学科背景的名家。
王安忆曾于1994年到复旦大学讲过一学期的课。余秋雨、高晓声等人都曾在复旦大学任兼职教授。作家讲课对于学生来说不是很新鲜，但对于王安忆本人是很新鲜的。但当记者问及她是否是兼职教授，她反复强调说，只是讲课而已。当时的想法很简单。因为从未读过大学，大学对自己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。想进大学可以做学生，也可以做老师。首先她觉得没必要自己做学生，尽管没有系统地学习，但她20多岁的时候，就经常去各大学旁听，参加英语补习班，积极地吸收古典文学知识。自己随时随地都在学习，不必跑到学校里，这种方式对自己来说效果未必好。那么，就只能选择讲课了。她希望通过讲课对自己的小说创作有个再思考的过程，同时寻找一种压力做总结和归纳。
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得知后，就请王安忆到复旦大学任课。王安忆说，我的出发点很清楚，一是想有课堂生活经验，二是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归纳整理。一学期的课结束，她将这些课的内容整理出来，出版了《心灵世界》。
王安忆在复旦大学讲小说写作。她很担心这门选修课不会很受欢迎，也许头两节课可能有学生，新鲜劲儿过去，以后人就少了。王安忆做了认真充分的准备工作，内容充实。她讲写作很少甚至不谈自己，而是用名著来说明、分析理论。尽管备课很有压力，但当走上讲台，王安忆感觉很兴奋，学生们纪律很好，不只中文系，其他系的学生也过来旁听。教师节的时候，王安忆收到签了全班同学名字的贺卡，使她深受感动。
上课期间有一件事令王安忆非常不快。有个石家庄的记者一定要来采访王安忆，实在推辞不了，王安忆答应他可以到课堂来，希望他不要迟到。这位记者是在讲课正在进行时突然闯入的，并且拍照。王安忆停顿了30秒钟没有讲课。她非常想让记者出去，但还是忍住了。记者带了一个非常不好的“头”，以后复旦大学作家班的学生也开始拍照。王安忆说：“大学课堂是神圣的。我对于大学生也非常尊重，必须对学时负责。自己是来讲课，而不是来作秀。”
后来，也有很多大学请王安忆去当客座教授，王安忆再没有接受。她说：“新的思想形成需要很长时间，如果有新的想法，我还会再重新试一次。”王安忆称自己是个不善于说话的人，在课堂上不像有的人善于调侃，很轻松地就能上完一节课。一学期讲二十几节课，必须有足够的内容。她的课因此而分量很足，她凭自己的实力，老老实实地讲课，她说：“我没有余秋雨那种演讲的魅力，但是我有内容，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想过的，不加虚构。这是我的自信。”
王安忆不太爱开玩笑，她的语言以及课堂气氛比较严肃，讲课总是一板一眼非常正式。唯一感到不习惯的，是教室大自己的声音小，又没有麦克风，只能提高自己的声音，王安忆感到非常吃力，她很佩服其他教师的嗓音。
讲课的同时王安忆开始写作《长恨歌》，这一年过得非常紧张，直到讲完后才松了一口气。一学期的课结束后，给学生作业打分，短暂的讲课生涯就此划上句号，像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平静，王安忆的大学讲座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结束了。陈思和用一句话评价了王安忆的讲课——功德圆满。
如果有大学要收王安忆当研究生，她会不会去呢？王安忆笑道：“那要看谁的研究生了，如果是鲁迅的研究生我就去。但如果是帮教授抄抄卡片，我是不去的。”
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评论家陈思和说，特聘王安忆为小说课程的专任教授，请她为本科生讲授小说研究课程，不是谈她自己的创作体会，而是正儿八经的探讨中外小说的特征。“小说到底是什么？”记得第一节课王安忆就提出了这个问题，并把它写在黑板上，然后一部部小说分析下去。每周两节课，居然整整讲了一个学期，大教室里座无虚席，自始至终吸引着大量的学生。安忆并不是一个天生做教师的人才，她说话很快，也不讲究抑扬顿挫和课堂效果，所以一开始有些朋友为她担心：是否能够坚持一学期的讲课。后来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，这有复旦大学出版社为她出版的讲稿《心灵世界》为证。这本书到现在还很畅销。
上海市作协主席叶辛自去年5月份起，到上海大学文学院任兼职院长。叶辛说，能去上海大学任职我感到非常荣幸；另外，多年来我一直从事作协机关工作，又在《海上文坛》任总编，发现无论是《收获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山花》都不直接从大学里招人。每年都有中文系学生被推荐到编辑部，但是都不如意。大学生毕业直接当编辑的很少，我非常想了解中文系的工作，了解一下这个脱节在哪里。
在上海大学任职，叶辛感觉很好，可以接触很多“娃娃”，那些刚刚进入校园或者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充满了青春气息，对他了解今天的年轻人和文科教学都很有帮助。同时，叶辛不断地邀请一些名作家到上海大学开讲座，比如请陆星儿结合自己的经历谈创作等等，更加切合学生的实际。作家可以听到学生们的心声，学生们也了解了作家的创作思想。包括《海上文坛》整个编辑部和大学生也加强了交流。比如他们了解到大学生反映《海上文坛》价格较贵，他们就推“校园版”，内容一样，只是封面印刷更经济一些，价格是原价的一半，既加大了刊物的发行量，又帮助大学生了解了文学，对拆除大学校园和社会的之间的围墙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
另外，记者还了解到一些大学计划邀请名家担任教授。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谭好哲说，他们学校正在酝酿聘请作家任教，以前山东大学是有这样的传统的，像闻一多、沈从文、梁实秋、王统照等都曾在学校任职。他认为高校聘请作家、名家，有两方面的考虑。一是借名家之名，带有一定的炒作性质，无形中制造些轰动效应。对于这一点，在南京大学召开全国15所大学中文系主任联系会议时，是引起过争议的，有些教授不是很赞赏，认为有一定的炒作成分。也有人认为此举未必不是好事。作家当教授，可以一定程度地改变办学气氛。大学生毕业后未必都是从事学术研究，也不排除他们可能当作家，所以对这件事不能持单一的否定态度。如果山东大学聘请教授，也许会请那些创作势头好、能履行兼职教授职责的中青年作家，对办学真正有一定的效果，而不是单纯地只有个名分。
作家能否直接站在大学中文系的讲台上为学生讲授文学知识？陈思和认为，在理论上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，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家兼任大学教师是很普遍的现象，不必说出洋留学、口若悬河的那种，就是像沈从文似的“乡巴佬”，口才也不怎么好，但仍然是挺受欢迎的教师，以至发生了浪漫动人的师生恋。还有周作人，虽然也留过学，但讲课却不行，据很多听过他课的人说，周作人说话声音低得只有坐在前排的学生能听得清楚，而且说的还是绍兴话，但他的大半辈子也是在教书生涯中度过的。这也不是学生对作家讲课的要求特别低，大约是作家对人生对文学有着比较丰富而感性的认识，真要认真讲起来，总有些枯燥乏味的教科书以外的东西吸引人吧。再说有着大量作品的存在，显然也补充了他们在课堂上的形象。
从王安忆在复旦大学讲课成功的例子可以说明，只要认真把教学当一项工作去做，作家讲课的课堂效果应该在中等教师之上。一个设有中文系的大学聘请一两位著名作家作为常任教授，不仅有利于加强教学与当代文学创作实际的联系，而且对于打破教学上的僵化教条，打破教师间的自我封闭，推动学生与社会实际的联系，均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举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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